我的所龄并不长，但我和金属所及其成员交往时间可不短，这要从1952年说起。为迎接新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国家除应届大学毕业生外，又将1953年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提前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因此，当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京津地区的大学生为数不少。我们先集中在北京文津街院部学习了一个月，由郭沫若院长邀请有关部委领导介绍国内外形势并收听、学习陈伯达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录音报告。学员中就有分配到金属所、应化所、上海物理化学所、冶金所等单位的。我被分到长春应用化学所，有幸认识了分配到金属所的徐曾基、刘宝昌、陈拱诗、徐作华、张顺天、田德诚和周本濂等人。周本濂很活跃，曾领我们做早操、搞文体活动等。虽时间不长，只相识而未相知，但今后联系起来就不觉得陌生。

我与金属所正式联系要从筹建腐蚀所开始。有关建所情况，已编写进了《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所志》（1982-1999年）。这里只为怀旧，提供些花絮，以供参考。筹建腐蚀所说来话长，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困难重重，不访分几个阶段叙述。

一、酝酿阶段

五十年代初，根据苏联专家建议，应化所建立了“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组”，这是国内较早建立此类研究机构的单位之一。但因各单位局限于为各行业服务，缺乏全国性协作组织。1957年11月参加国家科委机械组金属腐蚀分组的前辈在沈阳召开了协调会，决定建立“全国大气、海水、土壤腐蚀试验网”，并列入国家重要科技任务122项中的7-8-1项。1958年6月上海会议正式成立该试验网，下设大气、海水、土壤腐蚀三个分组，并建议落实单位。这项工作正如师昌绪院士后来描述的，是有关国情研究的战略项目，意义重大。

1960年4月25日国家科委正式批复建立“国家科委腐蚀与防护专业组”，任命中科院秦力生副秘书长为组长，成员包括院内有关单位和国内有关部门。同年5月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腐蚀与防护工作会议，制订了三年（1960-1962年）规划纲要和八年设想。专业组下设机电、化工、海水、土壤、建筑和综合六个分组，推选各分组正副组长及成员。应化所是分组成员。建议加强以下试验研究机构，逐步成为有关方面的研究基地，其中列有中科院金属所、冶金所、矿冶所（耐蚀合金和防护）、长春应化所（电化学腐蚀）等。

1962年国家科委制订“1963-1972年十年科技规划”，其中，包括腐蚀与防护学科规划。有关重点项目和需要采取的措施建议中的（二）综合方面，重点加强长春应化所及上海冶金所，并将这两所现有研究力量适当地集中，成立腐蚀研究室。这是规划中第一次将“研究组”提升为“研究室”。谭丙煜对我讲，他是起草腐蚀学科规划的第一人。

1965年7月国家科委为充实上述十年规划，又组织“赶超计划小组”。该组提出的“赶超世界水平一批项目”中列出新生长点和基本研究，其中序号4“材料腐蚀科学实验基地”（1）中提到，金属腐蚀研究所主要内容为研究大气、海洋、土壤介质对金属的腐蚀理论及防护措施。进度在三五期间，负责部门为中科院以长春应化所、上海冶金所的力量为基础建立。这是国家规划中再次提出由“研究室”提升为“研究所”。

二、准备阶段

六十年代中央有关部门认为拨给科学院的钱好像扔进水中听不到响声，研究成果看不见、摸不着。这些舆论对中科院压力很大，当时张劲夫副院长为扭转被动局面，提出将院内有关技术科学单位归口“新技术局”，聘请胡乔木的夫人谷雨老干部领导该领域，争取多做贡献，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服务，期望能得到更多支持和资助。物资供应争取到国防口04单位，为此曾将新建的一批所安排去三线地区，先与广西桂林联系，由于中南局不同意在桂林地区增设科研机构，而改址湖北。1966年6月2日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批准建所方案后，1966年8月6日才由国家建委批准在湖北省谷城县庙滩区石库沟下游建设以下几个研究所：金属材料所（代号04-411工程），人员1100人；电化学及腐蚀所（代号04-414工程）；还有04-413工程，由长春应化所筹建无机化学分析；04-412工程，由大连化物所筹建。

1966年10月1日由于“文革”运动，各单位党政人员不敢离岗，应化所只派出科技人员于廷有、刘寿荣、单义斌3人；冶金所选派朱相荣、丁云龙、孙成、孙兰祥奔赴现场。我们先向提前开工的04-412工程学习经验，这时适逢金属所李薰所长和王学顺等也去选址。这使我们年青人可以依靠前辈把关，可将小所依托大所。待到现场勘察时，却把我们难住了！原来石库沟在两山之间，有小溪自上而下流向平坦的溪口，山间进深约4-5公里，沿溪有几处平坦处建立村落，倒是自足自给的桃源生活，只有午间才有日照。我们开玩笑称“天只有两尺宽”，这里怎能搞建设，唉叹“只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出山了！”。倒是李所长有主意，他提出根据三线建设要求“进山（靠山），分散隐蔽”方针，可将工厂及大重型设备等建在溪口平原地，科室从山口往上摆，办公地点放中间。当地没有什么领导机构，我们只得将初步设想回院复命，当时院部瘫痪，只有一名党组成员当班，他鼓励我们为三线工作努力，暂回原单位待命。

中科院建所方案流产后，国防科工委还雄心勃勃吸收应化所等单位参加待建的16院（材料院）中的腐蚀所，其他有三机部621所、五机部54所、六机部725所等。他们曾组织走访，了解军队对腐蚀与防护工作的要求，编写建所任务书上报待命，但“文革”发展，连国防科工委也遭瘫痪，全国筹建工作告吹。

三、筹备阶段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各部门恢复工作，院内防腐工作有关室、组有意联合协作，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腐蚀与防护研究工作联络组”，推选上海冶金所为组长，并争取院部二局四处刘翔声处长领导，待后几年协作进展顺利，后升格为“协调组”，最后升格称“协作组”。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大搞经济建设，1977年迎来“科学的春天”。中科院发奋建设三个科技基地—北京、合肥、成都，以北京为基地，成都、合肥地处大、小三线，可进可退。在刘翔声组织上海冶金所、长春应化所、青岛海洋所、福建物构物二部和已由冶金部回归中科院的金属所讨论起草腐蚀与防护工作规划。会议成员讨论热烈，内容丰富，但对“选址”争执不下，最后由李昌副院长、刘华清秘书长等听取汇报后，认为该工作重要，涉及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方方面面，刘华清列举了海军建设中所遇腐蚀的突出事例，建议修改、充实内容，制订规划，上报院部，所址可设在安徽合肥。

1977年5月，国家科委组织制订全国1978-1985年科技发展八年规划。由刘翔声组织专家论证后，争取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列为重点研究项目，并再次建议我院尽快落实建议这方面专业所。这是继1965年以来第二次将腐蚀所列入全国性规划中。

1978年4月9日党中央批准建立中科院“合肥科研教育基地”并成立合肥分院，内含一校七所，其中包括腐蚀所。由于当年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书记任内时，力争在小三线合肥筹建“九大”会址，已在合肥郊区董浦岛建成四座大楼和几幢别墅的框架结构，因文革停建。中国科大已迁往合肥市内，光机所已在董浦岛上建址。张劲夫文革后调往安徽任省委书记，力促该基地建设，院部批复成立“中国科学院合肥金属腐蚀与防护筹备处”，开列帐户，启用印章，每年院拨筹备费，编制暂定30名，应化所和金属所各派15人。1979年1月应化所选派刘寿荣、董泽民、候文涛和金属所选派徐曾基、王学顺、刘世伟组织筹备，应化所调迁去合肥三户人家十名人员参加修建。该岛四号楼作为所址，并订购图书、家具、办公用品，开始营建宿舍等项。李薰所长大力呼吁“搞金属不搞防护等于丢掉一半”，力促筹建新所，设想从金属所选调150人去新所，可调拨冶炼设备、大型仪器等，并不止一次对徐曾基和我叮嘱一定要加强团结，态度诚积极，深受感动。

1979年10月，国家科委重组60个专业学科组，其中腐蚀与防护组由中科院李苏副秘书长担任，院技术科学局刘翔声副局长和各部院负责人担任组员。科委赵东宛副主任和有关局长听取学科组汇报后，建议我院尽快筹建腐蚀所，拟与“国家腐蚀与防护中心”联合建设，试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两项任务、两笔经费”的体制。会后组织科委同志和专家们出国考察。但好景不长，1979年后期，中央开始调整原有基建规模过大的规划。中科院基建经费难以落实。腐蚀所如建在董浦岛，面临三面环水，只有一座大桥和陆地相接，交通不便，远离市内中国科大，学科不配套，岛上工作、生活条件较难，投资较大，不易集中院内科技力量，难以建所。设想能否将小所依靠大所筹建，节省投资，拟将改址。当年12月由李苏副秘书长带领我等拜访上海冶金所，商谈腐蚀所改址，意将该所原在上海郊区嘉定闲置的附属工厂及房屋设备等暂作筹建用房，待后扩建，以便节省投资，也易于集中院内科技人员，争取立项早建。同时和上海市委杨士发同志协商，并请示上海市委书记彭冲进户200人，徐曾基、张子青皆同我考查该处厂房、实验用房和宿舍等，该院区占地27亩，颇有发展余地。除上述方案外，经张子青介绍，我们拜访了杭州市有关部局，因当时浙大已归科学院，该校副校长兼材料系主任王启东热心与中科院共建腐蚀所，拟将杭州六和塔附近浙大分部原芝江大学旧址作为筹建新址。还有所内同事建议和大化所协作在大连选址。

1980年5月中科院正式发函商请同意在上海建所。但因上海市委换届，过去只是口头表态，却无上海原市委决议档案，回函表示，现有不少中央领导机关准备来沪建立各种机构，我们需要统一规划。杭州市城建规划部门表示，中央将杭州定位为旅游城市，不宜增建科技机构，且浙大又在酝酿申请回归高教系统，上述改址又遭搁置。

为争取在调整期间早日列项，李苏和刘翔声积极在院部和科委联系。我们曾向郁文秘书长呼吁为新所开放绿灯，郁说只有红灯就看你们怎么闯，又说，看来刘翔声不建腐蚀所死不冥目。严东生副院长对上海的安排颇有异议，力促新所早日筹建。1982年升任副院长的李薰和师昌绪所长商讨拟在沈阳建所。终于争取到5月14日院务会议通过决议，在沈阳建所，经费、编制单列，暂借金属所房屋和后勤系统尽快征地，单独建所。由李苏和刘翔声继续与科委联系，委托师昌绪与辽宁省和沈阳市联系建所事宜。1982年7月12日辽宁省函复同意在沈阳建所。院部决定撤消“合肥金属腐蚀所筹备处”，在与安徽省和合肥分院商讨改址时，张劲夫不满“科大头”的折腾，时任合肥分院的葛庭燧院士说金属是固体，固体所也要搞腐蚀，新所筹备处所存的图书、设备、家具等都留下！

1982年10月30日国家科委批复核准中国科学院建立金属腐蚀与防护所，文中提到：其主要方向是……，并为全国提供服务。总规模250人，总投资740万元，1986年完成，所址：沈阳。函末……。“为全国提供服务”是为今后建立“国家腐蚀与防护中心”的伏笔。

四、建所阶段

院部指定腐蚀所由长春应化所和金属所共同筹建，以金属所为主，但筹建工作并非一帆非顺。为选址奔走，拜访省市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约108人，汽车行程约十万八千公里，有的地址不是离金属所太远就是拆迁工作太难，或是没有三通条件，即使现址也经反复争议。因现址原为东陵区五三乡经营的菜地，收益是沈阳较好的乡镇，不肯出让，曾与沈阳市规划的开发要求相抵制，规划局将此“钉子户”趁此机会抛给中央机构出让高价。几经周折，才于1983年初，在规划中但未开发的“文萃路”和未来的“南塔街”交叉处，征得菜地41亩，折合人民币226万元，还要预付尚未铺设的马路建设费37.1万元，并负责安排50名社员为集体所有制工人。为此，又与沈阳市刨花板厂协议于12月15日付给厂房劳力补助费45万元，每人补助费为9000元，安排50名社员，但交叉路口的自行车修配厂因效益好，不肯成交，因此，虽征得长方形的地块但缺口一块。

1984年院部批复初步设计建筑面积14200平方米，总投资为964万元。当年院拨基建费100万元，营建宿舍3600平方米，为早日安置，从长春应化所搬迁人员和职工，并开建科研大楼基础工程。但1985年基建费只列18万元，形势严峻。据基建局解释，只“六五”基建费分配早定，新建所的经费要待国家增拨或等没有完成的基建项目的余款才能统筹分配，这将面临折腾！后经院部考察，新所班子及筹建人员的努力，才于年终追加经费91万元。由于三年来新所基建工作经费年年超额，院部决定将新所作为小型基建投资列为“七五”重点。1986年拨款264万元，1987年院拨款286万元，使科研大楼投入使用。1988年拨款100万元，使科研大楼竣工。1989年第二栋宿舍5000m2及室外工程竣工，共完成基建面积19580m2，结算基建费1189.8万元。当年12月由中科院主持腐蚀所竣工验收，邀请参加验收的国家计委科技处领导不解地问，千万元级小型基建怎么要长达7年？殊不知腐蚀所是从夹缝求生，拼搏得来的，当年，严东生副院长视察该所时说，祝贺你们建所成功，真不容易！感叹有些新所成立好几年，至今还没新址。

从1982年10月定为建所纪念日以来，经五届班子17年的努力，先后争取到“国家金属腐蚀与防护实验室”，“国家金属腐蚀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腐蚀与防护学科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三方面五项国家级项目。自1994年该所由中科院评为“AB”类所以来，第二年直至1998年连续被评为“AA”类所，列为中科院综合实力强劲的研究所之一。

五、整合时期

1999年国家进行体制改革，提出科技创新，争取向国际接轨。李岚清副总理抛出几颗“原子弹”，其中要求大学具备一定规模万人以上，如将医学院及医院与大学合并成某某大学附属医院。我国院系调整前就有此例，如综合性北京大学就设有文、法、理、工、医学院等。过去规模大、院系多才成大学，但运营半个世纪的体制是否一定要改回去？

中科院为贯彻国家整体战略规划，实施“知识创新工程”。1999年5月由新任副院长杨柏龄来所宣布将腐蚀所与金属所两所实行“强强”整合，成为“新的金属所”，他当时也说此事实为难，但强调在整合后可争取列入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东北高性能新材料研究与发展基地”，可从院部和国家争得更大更多支持，这是件大好事。

自1999年5月两所整合后，我就正式成为“新金属所”成员，这本是件喜事，但对我个人来说未免产生失落感。辛辛苦苦为此奔走约半个世纪的研究所，到头来却是个只有17年的“短命所”，回忆往事，确有预兆。应化所同事曾对我说，你为建所长期在外，辛辛苦苦，将来是你的功劳还是罪过，却很难说！我听了觉得不是滋味，难道会成罪过？后来1985年院部只拨18万元时就有风闻，院业务部门有人对我说，你们把这里的门槛都踏破了，为了张罗新所，想从金属所分出来，说不定还得并回去！当时我暗想生米快煮成熟饭，还会变回去，想不到，果然言中。在领导机关的人员见惯的是，规划不如计划变化快，计划不如变化快，全凭“长官意志”。但也有应化所同事宽慰说，腐蚀所毕竟是历史上存在过，鸡头当不成只能当牛尾了，但扪心自问，从以往筹建过程可以看到，没有金属所各级人员的大力支持，腐蚀所不会建成。

可喜的是，整合后的金属所领导，能领会院部“强强整合”的精神，听取基层群众意见，新所科技系统设立6个机构，腐蚀机构就占3个，原腐蚀所的重要部门，不但能保留，且有发展，如工程中心的重腐蚀与防护SEBF/SLF涂装防护技术能在西气东输管线防护工程，杭州湾跨海大桥防腐工程及金塘大桥防护工程中获得成功应用，并又参加更大规模的跨海大桥防护工程，参加全国性甚至国际性招标的重大工程，这是过去腐蚀所难以实现的。这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特别是由金属所这块金字招牌作法人代表单位才能中标。又如新发展组建的“材料腐蚀环境研究中心”不仅包括原先“自然环境材料腐蚀与防护研究”，还扩展到工业环境下材料腐蚀与防护研究，这将更能为国民经济、国防建设服务。其中大气和土壤组，正是由于院部拨给“台站运行补助费”列年的专款和所内各部门的支持，才能扩充大气挂片点和西部地区土壤埋藏站，并能列入国家级台站网络，由此，又争取到自然科学基金有关重点课题四项中由新所人员领衔两项，不像有些单位因无专项经费又无本单位的支持而落选。为此，所领导班子将院里台站补助专款，不再外拨给院内其他两个所的停建台站，而增拨给所内大气和土壤两个课题组，这对他们既是支持又是鼓励。

自从报导2008年12月1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金属所以及2011年1月14日胡锦涛主席向师昌绪院士颁发“最高科学技术奖励证书”后，连同我的亲友纷纷来电询问，可见金属所名声远扬！值此金属所建所六十周年纪念之际，衷心祝愿我所的腐蚀学科和工程技术随着金属所兴旺发达而蓬勃发展！

 

作者：刘寿荣（离退休职工）